Chindia（中印度）的说法已存在一段时间了，但国内似乎并没多少人提起过。

在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养老基金损失惨重，美国人民不仅失去了住房、储蓄，而且失去了未来的保障。尽管许多西方国家指望中国像前苏联那样对它们的过剩商品实行大采购，但是，一来它们想卖给中国的只是一些中国不需要或不太需要的东西，而已经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中国想要的高层次的东西它们却不愿意卖。

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早就指出，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会使得采用机器反而使生产变贵。而美国的经济学家不仅不反思美国的行为，反而以中国的外汇储备为借口，要求美国财政部把中国定义为货币操纵国，向中国增加25%的关税。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使得对美国商品如美国航空制造产品的需求大增。因此，这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期不会比上世纪20年代末的那场危机的复苏期短，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将经受长期的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的考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起世界性经济危机和衰退时，西方一些国家的政要和资本家不得不压制住内心的厌恶和恐惧捧读《资本论》，就连罗马天主教会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有理。

扩大内需的压力巨大，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相对发达的沪浙粤深四地也申请并获准试点自行发债，同时，国内贫富差距悬殊，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也只有这样，中国才会融入国际市场，而不依赖国际市场，才不会受美国的政治经济手段所左右，维护包括经济主权在内的主权完整和本国人民的福祉。经常会有人感恩国家和党[4]，认为是政策好，才有致富的机会。

如果是健康民主化，将不会大规模清算。而第一个基督教的公社呈现在《使徒行传》第2节和第4节中，第一批基督徒弃绝私有财产，践行财务公社[3]。在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来源：基督教中，耶稣曾说过，富人进天堂，比骆驼金针眼还难。私营企业家作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会有自己的议员代表，在行政理论中，也会有较大的影响力。

从感情上来说，自然，小平的改革开放，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比原来的政策自然好上百倍。计划经济时代，你未经许可做买卖，就是犯罪，现在，在一些需要经过许可的领域，甚至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领域，你进入，就是违法犯罪。

清算原罪只能是政治原罪，手上有鲜血的。在谈到制度之前，让我们先把焦距调得远一点。这几乎和中国历史一样长。这点从东欧，南美的转型上都可以得出经验。

因此，权力最需要的仍是钱。浙江的吴英案，媒体报道，案子未审结，东阳的公安机关已经将吴英公司的财产大量拍卖，而且拍卖的过程不透明，不公正。2，私有财产的恩赐理论。即便无政治操控的情况下，如达芬奇家具的案例，最后，《新世纪》杂志虽然大幅文字试图去澄清，达芬奇家具确实是意大利制造，仍无法挽回央视之前的抹黑。

在出现对私营企业财产的不当处置后，法院也不是依据法律规定，来严格要求公安、检察机关依法行事，而是装作不看见，即便有律师提出来，法院也会置之不理。这只是很小的一个例证。

2，私营企业缺乏自己的政治代表这个话题有些敏感，但是，我国的全国工商联等，毕竟不是一个有政治权力的机构。但这个理论，会让民众认为，即便诚实经营，也是剥削而来。

因此，公法领域的不进步，是导致目前私营企业财产得不到保护的主要原因。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曾和光绪一样，力主改革，并实施了部分改革，然而，他被暗杀，也中断了俄国渐进改良的道路。犹如，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史学家称之为姐妹革命，苏俄革命和中国革命，完全可以称之为师徒革命，虽然，我们称苏联为老大哥，但，自孙中山先生开始，就是以俄为师。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的公法，刑法，行政法领域，仍没有完全和市场经济配套。民营企业家不能对威权政治抱太大期望，家大业大未必安全，相反，任何一次政治势力的变化，家大业大的人风险最大，不但因为，政商结合的紧密。因此，如果走回头路，或者民粹主义的畸形民主，甚至走普京的路线，仍会出现清算原罪的可能。

马英九此次竞选，最后关头上百位企业家登报挺马。简述如下：1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

进入人大政协，只是和有权人物接近的机会，这某方面，只是增加了权钱交易的几率，而不是自己的政治力量进入了代议机构。很多民众也这么认为，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而中国革命，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似乎是打天下时的权宜之计。这些现象背后的制度，文化成因是值得分析的。

一个在图书馆空想的哲学家，致力于一个人间天堂。中国革命，和历代农民企业结果不同的一点是，以前打天下之后，分赏功臣，厘定私权。事实上，除了避居海外，暴风雨来临时，在国内的谁也挡不住。要帮助自己，就得先帮助别人。

这是以后转型是，必定会碰到的议题。有的，加紧编织自己的关系网，以求风雨来临时，得以遮风挡雨。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仿照苏联模式，也实行公有制。因为，如上所说，软的多年公有制流毒，硬的法治制衡的缺失，都极容易让民粹流行，执政者接富人的人头财产，来点缀自己的王冠。

（暗杀的参与者之一，就是列宁的哥哥，他被判死刑，对列宁影响很大）。当然，法律规定的模糊之处，如虚报注册资金罪，行贿罪等让公权力机关，可以发现，几乎是无风险办案，因为，民营企业多少有些经营不正规之处。

一旦权力巩固，相信公有制乌托邦新中国，按照斯大林模式，实行的是公有制。因此，财富天然是不正当的，是有原罪的。其理论同情弱者，针砭时弊，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能力。事实上，理性和逻辑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是安全的。

可惜的是，有的政府官员也有这种心态，认为富人的私有财产是赐予的。在这一源流下，西方文化的部分中，也包含了富人的原罪。

两种文化的后世变向，其实，和后来的历史演进途径有关。世俗衡量人成功的，无非是权力和金钱。

虽然，在中国司法系统的话语体系中，法院并非最强势，但是，一种自愿阉割的状态，只会让其他缺乏制约的部门，更加专横。陕西榆林波罗煤矿争夺战中，陕西省政府就发函给最高法院，干涉一个民事案件，其背后，就是行政权力插手一个大型煤炭的投资，原本一个民营企业家赵发琦投资了波罗煤矿，后该煤矿发现储量很大，行政机关就横刀夺爱，将其给了另外一个民企，最后，赵发琦被抓入狱。